1882130 - 1945412
富兰克林·德拉诺·罗斯福
（本来想插入一幅《未完成的罗斯福肖像》，但是审核没过，辛苦大家自己搜索看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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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，佐治亚州，沃姆斯普林斯。
我正坐在壁炉前的扶手椅上，身上披着一条海军蓝的羊毛毯子。
一位画家正在为我画像，她叫伊丽莎白·邵曼托夫，是个很有才华的俄国女人。
她说她想在画布上画出我的灵魂。
我只是笑着。
灵魂？
我的灵魂早就留在了雅尔塔的雪地里，留在了诺曼底的沙滩上，留在了那些堆积如山的阵亡通知书里。
突然，一阵剧烈的疼痛击穿了我的后脑。
我只来得及对身边的人说一句“我头痛得厉害”，然后，世界就熄灭了。
但我并没有消失。
我变成了一缕意识，或者说，一个幽灵。
我悬浮在这个国家的上空，不再受那副残破躯体的束缚，不再需要那几十磅重的铁支架来支撑我的行走。
我自由了，但我无法离开。
某种看不见的引力将我的意识束缚在这片名为美利坚的大陆上空。
我绕着这个国家运转，无法坠落，也无法逃离。
我看着那一列覆盖着星条旗的黑色火车，载着我的遗体，穿过悲伤的人群，一路向北，回到海德公园的土地。
我看到了人们脸上的泪水，听到了教堂里为我敲响的丧钟。
一开始，我感到错愕，然后是巨大的悲伤。
我还没看到战争的最终胜利，还没来得及亲手描绘那个和平世界的蓝图。
但很快，这种悲伤就被一种奇妙的兴奋感取代了。
我发现我可以去任何地方，可以看到任何我想看的东西。
我悬浮在白宫的上空，看着哈里·杜鲁门手按圣经，在那间椭圆形办公室里宣誓就职。
他手心全是汗，眼神里藏着一个密苏里州农场主突然被告知要掌管世界的慌乱。
亨利·阿加德·华莱士站在他的身后，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。
或许对他来说，不必背负这个帝国的重量，是一种幸运。
战争很快就结束了。
那时候，我以为我留下的遗产坚不可摧。
我看到大兵们乘坐着巨大的运输船从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归来。
他们扔下步枪，亲吻着码头上等待已久的爱人，然后拿起了书本和锤子。
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涌入大学，或者是搬进郊区带草坪的新房子。
那时候的美国，像一台刚刚预热完毕的引擎。
工厂的烟囱日夜喷吐着白烟，工会的力量如日中天。
底特律的汽车工人能凭一份工资养活全家，还能买艘小船在周末去湖上钓鱼。
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虽然在那抱怨税率太高，但他们依然乖乖地把钱借给实业，而不是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金融衍生品。
我飘荡在纽约上空，看着这繁荣的景象，心里甚至有一丝得意。
我驯服了资本主义这头野兽。
我给它套上了笼头，让它为人民拉车，而不是吃人。
我以为这会一直持续下去。
几十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。
很快，画面开始变化。
七十年代，石油危机，通货膨胀。
人们开始焦虑，开始怀疑。
然后，那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演员上台了。
他站在讲台上，用那迷人的微笑告诉美国人：“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政府本身就是问题。”
我在虚空中发出了怒吼，但没人听得见。
那个蠢货在拆我的房子！他在拆掉那些保护弱者的堤坝！
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打断了工会的脊梁。
我看着他大幅度减税，告诉人们财富会“涓滴”下来。
财富确实流动了，但不是向下，而是向上。
贪婪被重新定义为美德。
华尔街的赌徒们从笼子里被放了出来。
接着是九十年代，那个来自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。
我本以为他会通过修正航向来拯救这个国家。
结果，他签了字，废除了《格拉斯-斯蒂格尔法案》。
他亲手拆掉了我在大萧条后建立的金融防火墙。
民主党人背叛了民主党。
我建立的那个联盟，那个由工人、农民、知识分子组成的进步联盟，土崩瓦解了。
随后就是金融危机。
贪婪的银行家把垃圾包装成黄金，卖给全世界，最后泡沫破裂，无数家庭的积蓄化为乌有。
我期待着会有另一个罗斯福站出来，把那些银行家叫到白宫，指着他们的鼻子骂他们是“不法之徒”，然后把他们送进监狱，或者至少把他们的银行拆分。
但没有第二个罗斯福了。
华盛顿选择了救助。
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，去填补赌徒的亏空，而那些赌徒在拿到钱的第二天，就给自己发了巨额的年终奖。
大到不能倒。
这是我听过的最无耻的笑话。
我看着这个国家一点点烂掉。
我看着底特律变成了鬼城，看着克利夫兰的工厂变成了废墟，看着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矿工因为绝望而沉迷于阿片类药物。
铁锈带。
他们发明了这个词，用来称呼那些曾经是民主兵工厂的地方。
我在美国上空游荡，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孤魂野鬼。
华盛顿让我感到恶心，那里充斥着说客的香水味和金钱的腐臭味。
纽约让我感到愤怒，那里只有傲慢和贪婪。
我需要寻找一点希望。
我需要寻找一颗火种。
哪怕这颗火种被埋在最深的灰烬下面。
于是，我来到了匹兹堡。
这座城市位于三条河流的交汇处，曾经是世界的钢铁心脏。
现在，它老了，旧了，像是一个患了肺气肿的巨人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浑浊的喘息声。
但我在这里，闻到了一股不一样的味道。
那是愤怒的味道。
我顺着这股味道，飘进了一栋破旧的公寓。
公寓很小，空气里弥漫着廉价咖啡和速食意面的味道。
书架上堆满了书，大部分是关于大萧条的，关于历史的，关于我的。
在这堆书的中间，坐着一个年轻人。
里奥·华莱士。
我观察了他很久。
他是个很有意思的矛盾体。
他是匹兹堡大学的历史系博士生，研究的方向正是新政。
他读过我所有的演讲稿，分析过我签署的每一条法案。
按理说，他应该是个象牙塔里的书呆子。
但他不是。
他很穷。
他背负着十几万美元的助学贷款，这笔钱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。
他在咖啡馆打工，忍受着经理的刁难和顾客的白眼。
他生活在泥潭里，但他的眼睛看着天空。
他在网上有一个账号，叫“新政幽灵”。
他在那里用我当年的话，去点评现在的新闻。
他骂得很难听，很直接，但他骂到了点子上。
他看透了这个系统的本质。
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哪个党派的问题，这是阶级的问题，是分配的问题，是权力结构的问题。
他有脑子，有愤怒，更有那种我在现代政客身上很少见到的，一种野性的生命力。
但他被困住了。
现实的重力把他死死地按在地上。
那一天，他打开电脑。
一封来自联邦学生援助办公室的邮件。
最终逾期通知。
红色的字体，和那个高达六位数的欠款金额。
137，54289。
我飘浮在他身后的天花板上，看着这个年轻人。
我能感受到他体内那种即将爆炸的绝望。
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，这个数字意味着他的人生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。
他要为这笔钱工作几十年，不敢生病，不敢失业，不敢有任何梦想。
他成了债务的奴隶。
这难道就是我想要建立的世界吗？
这就是我承诺给每一个公民“免于匮乏的自由”的国家吗？
又过了几天，里奥带着满身的疲惫回来了。
他灌了一口威士忌，目光落在了墙上。
那里贴着一张海报。
那是我。
我坐在敞篷车里，微笑着，脸上挂着那种标志性的乐观笑容，向着人群挥手。
他死死地盯着那张海报，盯着我的眼睛。
我以为他会把酒瓶砸向墙壁。
但他没有。
他举起酒瓶，对着海报上的我，发出了咆哮。
“你看到了吗！这就是你留下的世界！你当年要是把他们那帮银行家和垄断寡头全都吊死在华尔街，哪有今天这么多破事！”
里奥吼完了。
他像是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，瘫倒在地板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
我飘在空中，看着这个年轻人。
那句咆哮，像是一道闪电，击穿了我灵魂深处的迷雾。
“吊死他们。”
多么简单，多么粗暴，又多么有力的一句话。
在我活着的那个年代，我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做得更彻底。
但我选择了改良，选择了拯救资本主义，而不是埋葬它。
我认为那是理性的，是负责任的。
但现在，看着这个被债务压垮的年轻人，看着窗外那座衰败的城市，看着这个贫富差距比1929年还要大的国家。
我开始怀疑。
也许，他是对的？
也许，对那帮贪得无厌的吸血鬼仁慈，就是对人民的残忍？
这个年轻人身上，有一种我年轻时没有的东西。
他有一种破坏的欲望。
他不想修补这栋房子，他只想把这栋已经烂透了的房子一把火烧了。
这很危险。
但也很有希望。
因为只有在大火之后，才能在废墟上建立起真正的新秩序。
这就是我要找的人。
这就是我等待了近百年的火种。
他读懂了我的历史，但他不迷信我的历史。
他敢于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软弱，这说明他有超越我的潜质。
他需要的，只是一点点指引，一点点经验，还有一点点来自权谋世界的智慧。
我决定了。
我慢慢地降落下来。
我甚至能感觉到那种接触地面的实感。
我看着瘫坐在地上的里奥。
他还在盯着海报，眼神空洞，仿佛在那张照片里寻找着什么答案。
我清了清嗓子。
用那曾经通过无线电波，穿透了千家万户的门窗，安抚了亿万心灵的声音，缓缓开口。
“年轻人，吊死他们解决不了问题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