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83年1月，的里雅斯特
新年的第一天，的里雅斯特下了一场大雪。
雪从凌晨开始下，到天亮的时候，已经积了厚厚一层。炮台的铁架上、营房的屋顶上、飞机的棚子上，全是白色的。保罗从床上爬起来，穿上衣服，推开门，一脚踩进雪里，没过了脚踝。他站在门口，看着那片白色，愣了一下。他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大的雪了。的里雅斯特靠海，冬天不太冷，雪下不大。但今年的雪，大得离谱。
“科恩先生，雪！”他喊道。
雅各布从厨房里探出头，看了一眼。“嗯。雪。”
“能堆雪人吗？”
“能。但堆了明天就化。”
“化了再堆。”
雅各布没有回答。他转身回到厨房，继续煮咖啡。新年第一天，客人不会来，但他还是煮了。煮好了，倒进保温壶里，放在桌上。谁想喝，自己倒。
保罗在空地上堆了一个雪人。不大，只到他膝盖。他用两个黑石子做眼睛，一根小木棍做鼻子，用树枝做胳膊。雪人站在飞机棚子旁边，像一个哨兵。
“莱奥叔叔，您看！”他喊道。
莱奥从营房里走出来，看了看那个雪人。“像谁？”
“像您。不会说话，但会站着。”
莱奥笑了。“我比它高。”
“但它比您白。”
“雪是白的。我不是。”
“那您是什么颜色？”
“灰色。海的颜色。”
保罗看着莱奥的脸。他的脸被海风吹得粗糙，皮肤是深色的，像一块被海水泡过的木头。
“莱奥叔叔，您老了。”
“谁都会老。”
“但您老得慢。马蒂奇军士长老得快。”
“他比我大。”
保罗低下头，看着那个雪人。“莱奥叔叔，等我老了，您还在吗？”
“在。只要不死。”
“那您不要死。”
“不死。活着。”
保罗伸出手，莱奥握住了。他的手很粗糙，但很暖。
新年第二天，莱奥收到了一个好消息。男爵来信了：
“莱奥：
新炮的事，上面批了。从波拉海军基地调两门旧炮给你们。不是新的，但比你们现在的强。下周运到。注意查收。
男爵”
莱奥把信给施密特看了。施密特读完，笑了。“两门旧炮。从波拉调。能用吗？”
“能用。总比没有强。”
“什么时候到？”
“下周。”
施密特看着海面。“波拉。那里的炮，比我们的还旧。”
“再旧也比我们的强。我们的三门能用的，打不准。他们的至少打得准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猜的。”
施密特叹了口气。“好吧。等到了再说。”
一周后，两门旧炮运到了。用平板火车拉来的，裹着油布，锈迹斑斑。莱奥和施密特带着士兵们卸下来，安在炮台上。炮管比原来的长，口径比原来的大，瞄准镜是新的——不是真的新，是没用过的旧货，但比他们原来的强。
“试试。”施密特说。
他们装了一发炮弹，瞄准海面上的一块礁石，大约一千米远。莱奥亲自瞄准，拉火。炮弹呼啸着飞出去，落在礁石旁边，溅起一朵水花。偏了不到十米。
“还行。”施密特说。
“比原来的强。”
“强一点。但强一点也是强。”
他们把两门旧炮固定好，擦干净，涂上防锈油。炮台上现在有五门炮了——三门旧的，两门更旧的。但五门都能响，三门能打准。
“演习能应付了？”施密特问。
“能。应付不了再说。”
施密特点了点头。他站在那门新炮旁边，用手抚摸着炮管。铁很凉，表面粗糙得像砂纸。
“莱奥，”他说，“你说，帝国还能撑多久？”
“不知道。也许十年，也许二十年。但炮台会一直在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因为我们在。我们在，炮台就在。”
施密特看着他，笑了。“你变了。”
“哪里变了？”
“以前你只关心炮。现在你关心人了。”
“炮是死的。人是活的。炮坏了可以修。人死了，就没了。”
施密特没有说话。他转过身，看着海面。
伊洛娜在新年第三天收到了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。信是费舍尔写来的，很厚，有好几页：
“伊洛娜：
那个议员施瓦茨的法案，在国会通过了。一读，二读，三读，都过了。皇帝签了字，明年三月生效。以后，没有工厂主的许可，记者不能进工厂采访。违者罚款，重者监禁。
你暂时不要回来。在这里写，寄回来。他们找不到你，就没办法抓你。
费舍尔”
伊洛娜把信给莱奥看了。莱奥读完，把信纸折好，还给她。
“你难过吗？”他问。
“不难过。”
“那你担心吗？”
“担心。担心以后不能进工厂采访。不能采访，就写不出真相。写不出真相，那些工人就永远没人替他们说话。”
“那怎么办？”
“不知道。但总会有办法的。他们立法，我们废法。他们找人，我们也能找人。他们有钱，我们有人。人比钱多。”
莱奥看着她，伸出手，握了握她的手。“你说得对。人比钱多。”
伊洛娜走到窗前，看着海。海面上有一艘渔船，正在收网。海鸥围着渔船飞，等着吃小鱼。
“莱奥，”她说，“你说，帝国为什么要立这种法？”
“因为工厂主有钱。有钱的人，能让法律为他们服务。”
“那工人呢？工人没有钱。工人怎么办？”
“工人有人。人多。人多了，就能改变法律。”
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不知道。也许十年，也许二十年。但总会变的。”
伊洛娜转过身，看着他。“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种话了？”
“雅各布教的。他说，法律是人定的。人能定，也能废。”
伊洛娜笑了。“雅各布是个哲学家。”
“他不是。他是开咖啡馆的。”
“开咖啡馆的人，也是哲学家。咖啡馆里人来人往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。听多了，就懂了。”
莱奥看着她，没有说话。他转身走出营房，继续擦炮。
保罗的十米飞机开始做了。
他画了新的图纸，翼展十米，机身六米，两个座位。机翼用更长的竹竿，翼肋用更细的木条，蒙布用五层——底层是丝绸，第二层是薄纸，第三层是帆布，第四层是绸布，外层是亚麻布。五层缝在一起，用胶水粘在骨架上，绷得很紧。
雅各布帮他扶着竹竿，递工具，打扫木屑。施密特帮他抬木料，莱奥帮他撑蒙布。四个人忙了整整一周，骨架做好了。
“科恩先生，您看。”保罗站在那架飞机前面，眼睛里闪着光。
雅各布看着那架飞机。翼展十米，机身六米，比之前那架大了一圈。蒙布在阳光下闪着白色的光，木骨架的形状清晰地透出来。
“能飞吗？”他问。
“能。春天试飞。”
“飞多远？”
“两千米。”
“两千米。能飞过海吗？”
“不能。海至少五公里宽。两千米不够。”
“那就做十五米的。”
“先飞两千米。飞到了，再做十五米的。”
雅各布点了点头。他伸出手，摸了摸机翼。蒙布很紧，敲上去咚咚咚，像鼓声。
“保罗，”他说，“你以后会飞得很远。”
“您跟我一起。”
“好。我跟你一起。”
一月底，莱奥的母亲玛丽亚从克罗地亚来信了。信是马蒂奇代笔的，字迹很工整，不像一个只有一只手的人写的：
“莱奥：
你妈想去看你。她说春天路好走，她坐火车来。我在家种地，不去了。你妈一个人去，你到火车站接她。
马蒂奇”
莱奥把信给施密特看了。施密特读完，笑了。“你妈要来。”
“春天。”
“那我们要准备。房间、被子、吃的。”
“她住我房间。我住施密特的。”
施密特愣了一下。“你住我房间？我住哪？”
“你住雅各布的。”
“雅各布住哪？”
“雅各布住厨房旁边的小隔间。”
“那小隔间只能睡一个人。”
“雅各布瘦。他睡得下。”
施密特叹了口气。“好吧。你妈来了，我们挤一挤。”
莱奥看着他，笑了。“谢谢。”
“不客气。你妈也是我妈。”
莱奥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那双手上全是冻疮，红红的，肿肿的，有的地方裂了口子。
“施密特，”他说，“你说，我妈来了，会喜欢这里吗？”
“会。有海，有咖啡，有你。”
“还有炮。”
“炮她也喜欢。她以前是军人的老婆。”
莱奥笑了。“对。她以前是军人的老婆。”
二月，的里雅斯特的风开始变了。不再是冬天的北风，而是春天的南风，带着非洲的热气和盐粒。雪化了，冰融了，炮台的铁架上不再结霜。保罗每天早上去空地上，把飞机从棚子里推出来，晒太阳。蒙布上的露水被风吹干，在阳光下闪着银白色的光。
“科恩先生，春天要来了。”他站在飞机旁边，仰着头，看着天空。
“快了。”
“快了是多久？”
“也许一个月。也许两个月。但今年一定能。”
保罗低下头，看着那架飞机。翼展十米，机身六米，两个座位。他坐进座位，系好安全带。方向盘、脚踏板、仪表盘——仪表盘是假的，只有一个高度表，是从一艘沉船上拆下来的，还能用。
“科恩先生，您上来。”
雅各布犹豫了一下，坐进副驾驶座。座位有点小，他的腿伸不直，膝盖顶着前面的木板。
“挤。”他说。
“忍一下。飞起来就不挤了。”
“飞起来更挤。风大，人贴人。”
保罗笑了。“那您贴着我。我不怕。”
雅各布看着他，笑了。“好。我贴着你。”
他们坐在飞机上，看着海。海鸥在头顶盘旋，发出尖锐的叫声。远处的海面上，有一艘军舰，灰色的，在慢慢移动。
“科恩先生，”保罗说，“您说，那艘军舰要去哪？”
“不知道。也许去巡逻，也许去演习，也许去打仗。”
“打仗？跟谁打？”
“不知道。也许跟意大利，也许跟俄国，也许跟塞尔维亚。”
“帝国为什么要打仗？”
“因为帝国太大了。大东西，容易散。散了，就要打。打了，才能不散。”
“那打了之后呢？”
“打了之后，也许散，也许不散。但不管散不散，人都会死。”
保罗沉默了。他看着那艘军舰，看着它慢慢消失在海平线上。
“科恩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我不想打仗。”
“我也不想。”
“那我们就不要打。”
“我们说了不算。皇帝说了算。”
保罗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“皇帝老了。他死了，谁说了算？”
“不知道。也许是他的儿子，也许是他的侄子，也许是别人。”
“那别人说了算，会不会不打？”
“也许。也许不会。”
保罗抬起头，看着雅各布。“科恩先生，您说，人为什么要打仗？”
“因为人怕。怕别人抢自己的东西，怕别人杀自己，怕自己活不下去。”
“那不打仗，就不怕了吗？”
“不怕了。但人还是会怕。怕穷，怕病，怕死。怕了，就要抢。抢了，就要打。”
保罗想了想。“那怎么办？”
“不知道。也许等我们不怕了，就不打了。”
“什么时候不怕？”
“也许永远怕。也许明天就不怕。”
保罗看着他，笑了。“您跟莱奥叔叔说的一样。”
“因为我们都是大人。大人看世界，都看到同样的东西。”
保罗伸出手。雅各布握住了。
两只手，一大一小，一粗糙一光滑，但同样有力。
海风吹过来，带着咸味和鱼腥味。
春天快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