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期二早上，永希到办公室的时候，礼贤已经在泡面了。海鲜味的香气混着晨光弥漫在整个房间里，永希深吸了一口气，把背包扔在桌上。
“你每天吃这个，小心以后闻到海鲜味就想吐。”
“不会。我吃了三年了。”礼贤用叉子搅着面，头也没抬。
展婷从外面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份刚收到的传真。“姚sir，荃湾有个房东报案，说他的租客失踪了。本来以为是普通的失联，但房东说那个租客的房间里有血迹。”
姚学琛从窗边转过身。“血迹？”
“对。房东说租客欠了两个月租金，打电话没人接，上门去找，敲门没人应。他用备用钥匙开了门，屋里没人，但地上有几滩血迹。”
永希皱眉。“血迹？租客是男是女？”
“男的，叫张伟强，三十二岁，在一家餐厅做厨师。一个人住，没有家人。”
又是“伟强”。永希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这名字跟“志强”一样，都快成重案组的熟客了。
“走，去看看。”姚学琛站起来，拿起外套。
荃湾，上午九点半。案发地点在一栋老式唐楼的三楼，走廊里的灯坏了一半，暗沉沉的。房东是个六十来岁的阿伯，姓周，穿着一件旧衬衫，站在门口急得直搓手，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。
“周伯，什么时候发现血迹的？”姚学琛走进去。
“昨天晚上。我来收租，敲门没人应，打电话关机。我就用钥匙开了门，一开门就闻到一股味道，地上有暗红色的东西，像是血。”周伯的声音在发抖。
姚学琛走进房间。一室一厅，不大，但收拾得还算整齐。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杯没喝完的水，旁边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。血迹在卧室门口，几滴暗红色的斑点，已经干了，嵌在地砖的缝隙里。卧室里面也有，床头柜旁边有一小片，枕头上也有，不多，但足以说明这里发生过不寻常的事。
鉴证科的人已经开始取样了。姚学琛蹲下来，看着那些血迹。“不止一处。像是有人在屋里走动的时候流的血。”
“有没有打斗的痕迹？”永希问。
“不明显。客厅的东西摆得很整齐，没有翻动过的迹象。卧室也是，抽屉关着，衣柜门关着。”
“那可能是他自己受伤了，然后走了？”
“有可能。但为什么不叫救护车？为什么不报警？”姚学琛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窗户关着，窗帘半拉着，阳光从缝隙里漏进来，在地上画出一道细长的亮线。
礼贤从门外走进来，手里拿着手机。“姚sir，查到了张伟强的一些背景。三十二岁，在荃湾一家叫‘好味来’的餐厅做厨师，干了五年。没有案底，没有结婚，一个人住。邻居说他平时很安静，不怎么跟人来往。”
“餐厅那边呢？他多久没去上班了？”
“餐厅老板说他已经四天没来上班了，打电话没人接。老板以为他生病了，还让另一个员工去他家看过，敲门没人应。”
“四天。”姚学琛转过身，“血迹已经干了，至少三天以上。时间对得上。”
展婷从卧室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证物袋，里面装着一部手机。“姚sir，在床底下找到的。屏幕碎了，但应该还能提取数据。”
姚学琛接过证物袋看了看。手机屏幕裂成了蜘蛛网状，像是被摔过或者踩过的。他递给礼贤。“送去技术科，看能不能恢复数据。通话记录、微信、定位，全部要。”
礼贤点头，接过证物袋。
永希站在卧室门口，看着里面那张床。床单是灰色的，枕头上有一小片暗红色的污渍。被子掀开着，像是有人从床上起来之后就没再整理过。
“姚sir，如果张伟强受伤了，为什么不带手机？手机被扔在床底下，说明他走得很匆忙，或者——不是他自己走的。”
“嗯。两种可能。一，他受伤后自己离开了，手机掉了没来得及捡。二，有人把他带走了，手机在挣扎中掉在了床底下。”
“如果是第二种，那带走他的人很可能就是凶手。”
姚学琛点了点头，走到周伯面前。“周伯，张伟强平时有没有什么朋友？或者有没有人来过他家？”
周伯想了想。“没见过什么人。他一个人住，偶尔有个男的来找他，但不多。那个男的瘦瘦高高的，戴着眼镜，看起来斯斯文文的。”
“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？”
“大概一个星期前。那个男的来了，待了大概一个小时就走了。”
“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？”
“没有。隔音还行，听不清。”
姚学琛记下这个信息。“周伯，张伟强有没有提过他的家人？父母、兄弟姐妹？”
周伯摇头。“没有。他说他是内地来的，在这边没有亲人。”
“内地来的？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“好几年前了。他在这里住了三年，一直是一个人。”
姚学琛回到屋里，站在血迹旁边沉思了一会儿。“礼贤，查张伟强的入境记录。他是内地来的，应该有过关记录。还有，查他的银行账户、社保、工作记录。一个人在香港生活了几年，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。”
礼贤点头，开始打电话。
永希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，阳光涌进来，照亮了整个房间。地上那些血迹在阳光下更加刺眼，暗红色的，像一朵朵开在地砖上的花。
“姚sir，你说他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”
“有可能。但一个餐厅厨师，每天两点一线，能得罪什么人？”
“感情纠纷？他有没有女朋友？”
“邻居说没有。餐厅老板说也没见他带过女朋友。”
“那就奇怪了。一个没仇家、没女朋友、没钱的厨师，谁会找他麻烦？”
姚学琛没有回答。他蹲下来，盯着地砖缝隙里那些血迹看了很久。“永希，你看这个血迹的形状。”
永希凑过来。血迹不是圆形的，而是细长的，像是什么东西划过地面留下的。
“这不是滴下来的血。是甩出去的。”
“甩出去的？什么意思？”
“有人在屋里挥动了带血的物体，把血甩到了地上。”姚学琛站起来，“可能是刀，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。”
永希倒吸一口凉气。“那就是有人在这里行凶？”
“不一定。可能是张伟强自己受伤后走动，血从伤口甩出来。也可能是别人受伤。现在信息太少，等鉴证科的报告。”
鉴证科的人收工了，血迹样本被带走，房间被封锁。姚学琛四个人站在楼下，仰头看着三楼那扇窗户。
“姚sir，下一步怎么办？”展婷问。
“先回去等手机数据和鉴证报告。同时查张伟强的社会关系——餐厅的同事、老板、常来的客人。一个人失踪四天，不可能没有人注意到。”
永希拉开车门。“我去餐厅问问。”
“展婷跟你一起去。”
永希和展婷上了车，往荃湾的方向开。“好味来”餐厅在一条小街上，门口挂着红色的灯笼，招牌上的字是手写的，有些褪色了。这个时间还没到饭点，餐厅里没什么客人，几个员工在擦桌子、摆碗筷。
永希走进去，亮出证件。“老板在吗？”
一个中年男人从厨房里走出来，穿着白色的厨师服，围裙上沾着油渍。他五十来岁，胖墩墩的，脸上带着职业性的笑容，看到证件后笑容僵了一下。
“我是老板，姓黄。什么事？”
“张伟强。他多久没来上班了？”
黄老板的脸色变了。“四天了。打电话没人接，我去他家找过，敲门没人应。他怎么了？”
“失踪了。我们在他的住处发现了血迹。”
黄老板的脸一下子白了。“血迹？他受伤了？”
“现在还不确定。他平时跟谁关系比较好？”
黄老板想了想。“他跟厨房的几个人都还行，但没有特别要好的。他这个人话不多，干活勤快，下班就回家，不怎么跟人来往。”
“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？比如心情不好、接到奇怪的电话？”
黄老板摇头。“没有。跟平时一样。”
展婷在旁边问：“他有没有提过家人？”
“没有。他说他是内地来的，家里没人了。”
“他有没有跟客人起过冲突？”
黄老板想了想。“有一次，大概一个月前，一个客人在菜里吃出了头发，跟张伟强吵了几句。后来我免了那个客人的单，事情就过去了。”
“那个客人叫什么？”
“不知道。常客，姓什么不记得了，胖胖的，经常一个人来吃饭。”
展婷把这条记下来。
走出餐厅，永希站在门口，看着街上的人流。“叶姑娘，你说这个张伟强，怎么像个透明人一样？没朋友、没家人、没仇家。这种人消失了，可能很久都没人发现。”
“所以房东来找我们了。如果不是欠租，房东也不会开门，可能再过几个月都没人知道。”
“那血迹呢？如果他是自己受伤走了，为什么不报警？为什么不叫救护车？他一个内地来的，在香港没有亲人，受伤了应该第一时间去医院才对。”
展婷想了想。“除非他不能去医院。”
“为什么不能？”
“因为他怕被人发现。”
永希的眼睛亮了。“你是说——他可能有案底？或者非法居留？”
“有可能。所以等礼贤查他的入境记录。”
两个人上了车，往回开。永希握着方向盘，脑子里反复转着那些血迹的形状——细长的，甩出去的。他在脑海里模拟了一下：一个人挥动带血的刀，血珠飞出去，落在地上，拉出一条细长的痕迹。那个画面让他心里发毛。
“叶姑娘，如果张伟强是凶手，那失踪的人是谁？”
“不知道。也可能张伟强是受害者。等手机数据吧。”
回到办公室，礼贤从电脑前抬起头。“姚sir，张伟强的入境记录查到了。他是五年前从湖南来的，持工作签证，在一家餐厅做厨师。签证已经过期两年了——他是非法居留。”
办公室里安静了一秒。
永希拍了一下桌子。“果然！他怕去医院，怕被查到身份，所以受伤了也不敢去。”
“不止。”礼贤继续说，“他的银行账户里没什么钱，工资都是现金发放的。他没有保险，没有信用卡，没有任何可以追踪的消费记录。他在香港就是一个隐形人。”
姚学琛站在白板前，写下“张伟强”三个字。“一个隐形人，消失在了自己的房间里。地上有血，手机被砸了，人不见了。谁干的？”
“可能是他自己干的，”永希说，“制造了一个假象，然后跑了。他非法居留，可能想离开香港，又怕被查到，所以故意弄出血迹，让人以为他出事了。”
“也有可能，”展婷说，“是别人干的。那个人知道他非法居留，知道他没有家人、没有朋友，杀了他也不会有人追查。”
“那动机呢？”礼贤问。
“灭口？或者他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。”
姚学琛转过身。“先等手机数据。手机里应该有他的联系人，有他的聊天记录。一个生活在香港五年的人，不可能一个朋友都没有。”
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了。永希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白板上那个名字——张伟强。三十二岁，湖南来的，在厨房里炒了五年菜，非法居留了两年，然后消失了。地上有血，手机碎了，人不见了。他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死是活，但他知道，不管死活，都要找到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