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韩不姓韩，姓张。叫老韩是因为他长得像某个电视剧里的“韩老师”，瘦高个，戴眼镜，说话慢吞吞的，永远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。他在这个城市的一家都市报做了十二年社会新闻记者，后来报纸不行了，他跳槽到一家网络媒体，做深度报道。说是深度报道，其实就是哪里出了事就跑哪里，拍几张照片，采访几个人，写一篇稿子，发出去，然后下一个。
老韩跑过很多条线，工伤、讨薪、黑中介、劳务纠纷，他都跑过。他见过老张——不是故意的，是在公园里。那天他接到一个线索，说公园长椅上有个流浪汉死了。他去了，拍了照片，问了几个晨练的人，写了篇三百字的消息，发在报纸的角落。那篇消息的标题叫《一男子清晨被发现死于公园长椅 疑为流浪人员》，正文里写了老张的年龄、衣着、死因（初步判断为猝死），最后一段写“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”。没有后续。老张的名字他也没记住，只记得是个河南人，身份证上的照片很年轻，跟死的时候判若两人。
他后来也遇到过阿强。阿强在劳动局门口举牌子抗议，老韩路过，停下来看了几分钟。他看到阿强的牌子上写着“日结工没有工伤，没有社保，没有合同，没有尊严”，觉得这几个字很有力量。他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，回去写了一篇报道，标题叫《日结工的困境：我不是牲口》。那篇报道发出去以后，阅读量十万加，评论区吵成一片。有人说“支持日结工维权”，有人说“不签合同怪谁”，有人说“劳动局不作为”。老韩看着那些评论，觉得自己的报道起到了作用——至少让更多人看到了这个问题。
但后来呢？后来阿强还在那里举牌子，老韩没有再去看过。不是不想，是没时间。领导又安排了新的选题——某小区业主维权、某商场电梯故障、某医院医患纠纷。他像一只被拴在磨盘上的驴，走了一圈又一圈，每个选题都差不多：有人受了委屈，有人不肯认账，有人出来调解，调解不成，继续受委屈。他写来写去，自己都觉得没意思。
他最得意的一篇报道是关于那个“桥下救人”的中介。就是他跑路之前救了一个要跳河的小伙子，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，火了。老韩看到那个视频，觉得这个中介的故事有反差——一个黑中介，却救了一条人命。他费了好大劲找到了那个中介的联系方式，打电话过去，对方不接。他又找了那个中介的隔壁邻居刘姓周，刘姓周说他已经跑路了。老韩不死心，辗转找到了那个被救的小伙子，做了一篇专访，标题叫《救人的中介跑路了：一个“好人”的两面》。那篇报道的阅读量破了五十万，被好几个大号转载。评论里有人说“人性是复杂的”，有人说“救人归救人，骗人归骗人”，也有人说“记者你查一下他骗了多少钱”。老韩没有查。不是查不到，是查到了也不能写——他没有那个中介的真实身份信息，只有一张打码的视频截图和一个停机的手机号。他只能写“据了解”“据知情人士透露”，用这些模糊的词把稿子撑起来。
那篇报道发了以后，热度维持了三天。第四天，新的热点来了——某个明星出轨。老韩的报道被淹没了，像一块石头扔进河里，冒了个泡，没了。那个被救的小伙子后来给他发了一条微信：“韩老师，报道发出去了，但我的钱还是没要回来。那个中介跑路了，我找谁去？”老韩看了，想回复，打了几个字又删了。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说“我帮你问问”？他问过了，没人管。说“你去报警”？报过了，没用。说“你认了吧”？他说不出口。最后他回了一句：“兄弟，保重。”小伙子没有再回复。
老韩开始觉得自己做的工作没有什么意义。他跑了一条又一条线索，写一篇又一篇报道，每一个报道都在说“这里有问题”“那里不公平”，但问题还是问题，不公平还是不公平。他就像那个只拍小门店的孟勇，打苍蝇不打老虎，因为他打不了老虎。他可以去采访劳动局，劳动局会说“我们高度重视，已经介入调查”；他可以去采访黑中介，黑中介会说“我们是正规经营，不存在欺诈”；他可以去采访工人，工人会说“我被骗了，不知道找谁”。他把这些话写进稿子里，看上去很客观，很全面，但读完之后，读者除了“这个世界真烂”之外，什么也得不到。
他甚至觉得自己在消费那些人。老张死了，他拍了一张照片，写了一篇三百字的稿，稿费大概两百块。老张的死为他创造了价值，但老张的遗体还在太平间里无人认领。阿强在劳动局门口站了一个月，他写的那篇报道只在网上热了一天，阿强的牌子还在，但他的名字已经被读者忘了。那个被救的小伙子，老韩的报道让他又火了一次——不是“被救”火，是“救人的中介跑路了”让他又被人议论了一次。他走在街上会被人认出来，有人说“你就是那个被中介骗了的”，有人说“你运气真好，有人救你”，但没有人问他“你现在怎么样了”。
老韩想做一个真正能改变什么的报道。他跟领导报了一个选题：深度调查黑中介产业链，从体检费、保证金到劳务协议、黑厂克扣，一条龙全拆开。领导问他：“你要写多少字？”他说八千。领导说：“八千字谁看？现在读者连八百字都嫌长。”他说那就分系列发。领导说：“系列？你写一个系列，要花多长时间？”他说一个月。领导算了算账：一个月工资加差旅费，至少一万多，发出去阅读量不一定高，万一被公关了还得撤稿，不划算。领导说：“你先跑个短的吧，三五百字，配上视频，发短视频平台。”
老韩没说什么，回去写了个短稿，配了一段阿强举牌子的视频，剪成三十秒，发了。播放量倒是不错，四十多万，但评论全是“这人在哪？我也去举”“劳动局不作为”“黑中介该死”，没有一条是解决方案。他觉得他做的不是新闻，是情绪。他把人们的愤怒、同情、无助调动起来，让它们变成点赞和评论，然后这些情绪就像被放掉的气球一样瘪了，剩下的人在原地，跟之前一模一样。
有一次，他在劳务市场门口遇到了阿俊。阿俊蹲在台阶上，怀里抱着双肩包，眼睛看着地面，像一尊雕塑。老韩走过去，蹲下来，问：“兄弟，你是找活的吗？”阿俊没抬头，说：“嗯。”老韩说：“我能不能采访你一下？我是记者。”阿俊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采访了有用吗？”老韩愣了一秒，说：“也许有用，至少能让更多人知道你们的情况。”阿俊低下头，说：“知道了又怎样？知道了我们就不睡桥洞了？知道了我们的钱就能要回来了？”老韩张了张嘴，想说“也许能推动政策改变”，但这话他自己都不信。他来这里五年了，写了上百篇类似的报道，政策改变了吗？改了，但改的是皮毛。劳动合同法还是那个劳动合同法，劳务协议还是那个劳务协议，黑中介换个名字继续开。
他没采访阿俊。他站起来，走了。走出几步，回头看了一眼，阿俊还蹲在那里，姿势没变，像一颗被钉在地上的钉子。
后来老韩收到一个私信，是一个自称“头套哥”的博主发来的。头套哥说他在做揭露黑中介的视频，想请老韩帮他提供一些采访素材，比如劳动监察的内部流程、黑中介的注册信息、黑厂的工商记录。老韩看了头套哥的视频，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——戴着黑头套，用变声器，说话像机器人。但老韩也知道，头套哥自己就是中介，他帮不了他。他把私信标记为已读，没有回复。
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台机器。接到线索，赶过去，拍照，采访，写稿，发布。然后接到下一个线索，赶过去，拍照，采访，写稿，发布。每一个故事都是前一个故事的翻版，只是换了人名、地名和金额。他写过的稿子攒起来能出一本书，但那本书不会改变任何事。他有时候会翻出老张那张照片，老张躺在长椅上，盖着报纸，脚上的鞋有一只掉了，露出黑色的袜子。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，然后关掉，去写下一篇稿子。
他最近在做一个选题：网络博主如何消费打工人的苦难。他采访了孟勇、老魏、高天，但他们都拒绝了他。只有头套哥回了他一句话：“你也是消费，你比我高尚在哪？”老韩想了很久，没有答案。
他放下笔，关上电脑，走到阳台上。楼下是一条小吃街，烧烤摊冒着烟，一群年轻人围着桌子喝酒划拳，笑声很大。远处有救护车的声音，呜哇呜哇，由远及近，由近及远。他点了根烟，抽了一口，呛得咳嗽。他想起了那个被他采访过的、从桥上被救下来的小伙子，想起了阿强，想起了阿俊，想起了老张。
他想，也许明天他应该再去一次劳动局门口，去看看阿强还在不在。
但他知道，他去了也只是看看。拍几张照片，写一篇稿子，然后阿强继续举牌子，他继续写稿子。他们俩像是两个平行的齿轮，咬在一起，但谁也没带着谁转。
烟烧到了手指，他弹掉烟蒂，转身回了屋。
明天还有选题会。